前言
民进党于1986年9月28日在台北宣布成立，其所采取的政策坚持“台独”意识形态，造成两岸对立，激化两岸矛盾，已经把台海情势推向了战争的边缘，把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进程推向了一个空前严重的阶段。
民进党当局公然否定一个中国原则，公然反对经两岸会谈、蔡英文亲自参与所达成的九二共识，倚靠外国势力，联合美日欧，意图达成所谓“台湾独立”和“海峡两岸互不隶属”的政治目的。
中国大陆和台湾民进党当局的分歧，是涉及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的分歧，是关于台湾地区未来政治地位的分歧，是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途和命运的分歧。
现在，民进党当局控制的媒体和政治人物，连篇累牍地攻击祖国大陆，采取造谣、抹黑、污蔑地手段，一味地要把两岸情势的紧张和升级推到祖国大陆的身上，完全扭曲了祖国大陆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
要完成和平统一的艰巨任务，我们要对台湾政治、社会、人文、历史，尤其是民进党治下的台湾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因此，我们必须对民进党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以便进一步开展对台湾深入细致的工作。
民进党的前身及其发展的社会基础
两岸的僵局当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是要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算起。更早的台湾党外运动便已有了“台独”的萌芽，所结出的恶果就是成立于1986年的民主进步党。
“党外势力”即是在民进党成立之前各个反国民党山头所形成的松散政治联盟。主要分为四个派系，分别是遵循议会斗争路线的主流派、提倡暴力抗争的行动派、追求地方政治利益的地方派系和立足于教会力量的宗教势力。
1986年9月28日，党外后援会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集会，政治异见人士朱高正突然起立发言，要求组党。当时台湾仍处于国民党威权统治之下，尚未解严，遑论解除党禁。民进党的成立，倒逼国民党当局事实承认台湾第一个反对党的诞生，而后国民党在次年宣布解严，促进了台湾民主发展，应该说，民进党在特定年代有其特殊的历史贡献。
台湾社会省籍矛盾
滋生民进党和台湾民众“台独”的土壤有其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根本就在于当时日益尖锐的省籍矛盾。台湾汉族可以划分为本省人和外省人，差异在于抵台生活的前后；在1949年国民党逃台前后抵台生活的称为外省人，反之划分为本省人。
台湾社会省籍矛盾的产生始于台湾光复以后国民党粗暴之台之策。分析研究国民党的政策，给予我们以史为鉴的契机，得以总结吸取国民党治台不当的历史教训。当今祖国大陆的社会舆论，武统台湾之声不绝于耳，国民党在台湾的失败，恰恰说明了对台简单、粗暴、血腥的治理政策是错误的，也是行不通的。
首先，国民党在光复台湾后采取计划经济制度，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的强力推动下，实行金融管制、资源管制、财货专卖等经济政策。国民党政府将日据时期日方遗留的237家公司、600余个单位纳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下公营；日本财产从而成为国民党接收大员的私产，台湾人的私有财产也被国民党官员以各种名目无理没收。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授权各类专卖局和贸易局垄断日常生活用品之销售，因大陆战事愈演愈烈，民生物资紧缺，官僚便通过公营事业将大量民生物资运至大陆赚取巨额利润。国民党施行的各类不当的经济政策导致台湾产生恶性通胀，物价飞涨，重创经济，民不聊生。
在政治上，国民党官派的行政长官陈仪刚愎自用，以统治者心态自居。陈仪以“台湾受过五十年奴化需要改造”和“台湾人没有政治人才”为由，将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台湾人排斥在中高级政府公职之外。1946年5月成立的台湾省临时参议会中，除极少数台籍上层人士外，绝大多数都是大陆籍人士。更为荒唐的是，全台湾3000多个派出所所长，竟无一个是台湾人。在同一单位、同一级别的职工，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工资竟会相差一倍，不平等现象比日据时期更为严重。驻守台湾的国军第七十军军纪败坏，军人偷窃、抢劫、诈骗、耍赖、威胁、调戏、开枪、杀人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台湾在国民党的暴政之下，最终在1947年酿成“228”事件的惨剧，约有1.5至2.5万台湾群众被国民党军屠杀，直接催生了台湾如今的分离主义思想。
“228”事件导致台湾戒严长达38年，在此期间，国民党禁止组建政党、开设报社，打压反对运动，逮捕异议人士。同时，国民党使用军警特务全面控制台湾社会，并采取大陆时期的“保甲连坐”制度；特务为了邀功请赏，制造大量冤假错案，造成大量无辜群众被捕被杀，史称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
国民党当局长期坚持“反攻大陆”的政策，为了维持其在台统治的“合法性”和“全国代表性”，拒不改选“国大”、“立法院”和“监察院”，使这批在大陆选出的民意代表成为台湾人最为诟病的“万年民代”。这意味着政治高层对于台湾籍人士几乎完全封闭。另外国民党上层的党务人员、台湾政府部门、台湾军方和公营事业，长期被大陆籍人士所把持，占比在70%以上。
因此，台湾社会逐渐形成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严重矛盾和紧张关系，进而演变成“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冲突。民进党及其前身党外势力巧妙地利用了台湾的省籍矛盾，以“民主”和“台独”为主诉求，分化台湾人民，造成社会对立，形成以闽南裔台湾人为主的支持群体。
台湾社会结构变化
国民党在“228”的流血事件后，采取了政治上打压、经济上发展的策略，在台湾开放了地方上的选举和土地改革。以此打倒地主阶级，笼络大资产阶级，发展私营经济，缓解社会矛盾。
自1945年自台湾光复到1986年民进党成立这一阶段，劳工阶级迅速壮大，占到了台湾就业总人数的54.36%。而国民党和大资本家结盟的路线，又和劳工产生了冲突。国民党专制体制禁止工人罢工，不得组建工会，严重侵犯劳工权益。反观党外人士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工的利益，民主意识较强的青年劳工和受资方压迫较深的劳工都投入到了支持党外人士的运动当中。以“编联会”成员为主的一些党外人士，如邱义仁、陈菊等，深入劳工群体，协助工运团体同国民党和资方抗争。
中产阶级也在这个阶段发展起来，分为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新兴中产阶级和以中小企业主为主的传统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创造了台湾的经济奇迹，但是在经济上遭到官僚集团和大资产阶级的排斥，在当时台湾的政治架构下又处于毫无地位的状态。因此自然产生了积极追求自由民主、反对特权、争取自身政治地位的强烈愿望，成为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反对力量，也成为党外力量的重要社会基础。
新兴中产阶级以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公务员、教师为主，其民主意识相当强烈。另外有部分国民党内的青年才俊和少壮派，因被当权派排挤，觉得无法依靠国民党达成自己的政治改革理想，也脱离国民党投身党外运动。
各种类型的中产阶级为了反对国民党专制，追求民主自由，团结在一起，随着岛内外情势的变化，不断掀起一波波党外运动，在民进党成立前后的1985年和1986年达到了高潮，为民进党突破党禁、突破戒严铺垫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民进党初期和“台独”势力的交织与融合
民进党成立以后，非但没有坚持其党名中的民主和进步价值，反而高举“本土化”大旗，假借本土之名，行“台独”分裂活动之实。1991年民进党第五届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更通过了臭名昭著的“台独党纲”，正式将“台独”作为该党总路线，意图成为岛内各路分裂势力的总后台。
民进党最重要的政治诉求便是“建立一个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意图分裂台湾和祖国大陆，从政治和文化上双重否定台湾和祖国大陆的连结。自党外运动开始，民进党的大多数骨干分子就强烈主张“住民自决”和“台独”，并将民进党内非主流的、主张和祖国大陆统一的党员排挤出党，净化了其党员群体。
在台湾当局被驱逐出联合国和中美建交的时空背景下，岛内“台独”思潮开始发酵。党外人士在台利用各类地方性选举进行串联，并将所谓“住民自决”的理论摆上台面，一步步挑战国民党当局所容忍的底线。1971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发表的《国是声明》已有如今“出卖台湾”宣传的雏形。而1978年黄信介、康宁祥、张俊宏等党外分子联名发表的《党外人士国是声明》，进一步声称“反对任何强权支配其他国家人民的命运，我们坚决主张台湾的命运应由1700万人民来决定”。该股势力虽然在“美丽岛事件”中遭到国民党镇压而一时受挫，但是其核心骨干分子在出狱后迅速和民进党合流，形成民进党的“美丽岛系”。
立足于劳工阶级而成立的“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该会在成立声明和组织章程中明确载出“台湾未来应由1800万住民决定”。其所出版的《新潮流》杂志更公开宣扬“台湾人民有权选择独立”。该会后发展成民进党内第一大派系“新潮流”。其核心成员邱义仁、吴乃仁、洪奇昌、林浊水和陈菊等人，在民进党获得执政权以后皆身居要职。
随着台湾解严，蒋经国去世，李登辉上台，大量在戒严时期被迫流亡海外的“台独”分子也得以返台，如旅美的“台独联盟”创盟主席蔡同荣、流亡日本的辜宽敏、流亡美国的前桃园县长许信良、医师沈富雄、“台独联盟”副主席李应元等人。这些激进“台独”分子随后都加入民进党，许信良曾任民进党主席，蔡同荣和沈富雄代表民进党多次当选“立委”，李应元代表民进党参选过台北市市长败于马英九。这些海外“台独”和岛内“台独”完成大串联，在李登辉的默许下掀起一波波的“台独”活动，公然违背台湾地区“宪法”，公然实施分裂国家领土的严重违法行为。
异见分子施明德在1979年“美丽岛事件”后被捕，在军法大审的法庭上公开主张“中华民国模式的台湾独立”，并表示“事实上台湾已经独立三十多年”。施明德于1990年代成为民进党的主要领导人，担任了三年多的民进党主席。戒严时期施明德累计坐牢超过26年，被称为“台湾的曼德拉”。
被称为“台独教父”的“台独”精神领袖彭明敏和主张“台独”的教会势力关系密切，早在1964年就发表了主张“台独”的《台湾自救运动宣言》。彭明敏被捕出狱后流亡美国，直到1992年才返台，代表民进党参选了199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落败。
陈水扁自为“美丽岛事件”受刑人辩护而步入政坛，在台湾政坛以善辩而著称。将“台独”民粹化并利用于选举，陈水扁是集大成者。陈水扁习惯以其台南农家子弟身份和攻击性的语言，煽动本省人和外省人对立。他善于-使用刚柔并济的选举文宣，在各类选举中无往而不利。陈水扁不仅在1980年代初至1990年代初连任多届台北市议员和“立委”，更在1994年为民进党首次夺下台湾首府台北市的执政权，当选首届民选台北市市长，俨然民进党内的政治明星。
民进党早期因为其强烈的“台独”色彩和草莽性质的暴力抗争，虽然获得了三成左右台湾民众的支持，但是产生了台湾社会对其执政的广泛不安情绪。这就迫使民进党走向较为温和务实的路线，采取柔性的文宣，在选举场合多打造温情和悲情的氛围，淡化其激进“台独”的色彩。民进党在此阶段，为攫取更大的选举利益，延续岛内仍未消散的反共氛围，逐渐从专反国民党转为反共反大陆，意识形态向中间靠拢，党务系统为选举改造。